Wendy Tilby和Amanda Forbis带着她们的新作杀回奥斯卡完全不是意外。她们的上一部短片，When the Day Breaks (1999)是艺术精品，在评论界大受褒赞，获奖无数其中也包括奥斯卡提名[0]。二位的最新作品Wild Life，与National Film Board的Bonnie Thomson和Marcy Page合作，耗时7年完成[1]。用古怪又写实的手法描述了一代英国年轻人的生活[2]，他们往往出生富裕家庭，为追求冒险来到隶属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这些人数目众多，又被称作Remittance man [3]。他们百无一能，胸中尽是些不切实际的野心，雄心勃勃得来到‘加拿大的狂野西部’，却缺少长期在与世隔绝的野外生存的基本技艺。艰难而漫长的大草原生活击垮了许多人，包括这些英国的匆匆过客，许多人。

两位动画家被这些加拿大先驱者们的家庭故事深深打动，同时对他们在加拿大历史上难以定义但又颇为奇妙的地位很感兴趣。Wild Life 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电影，风格有其严峻的一面但不至让故事变得艰涩。整部动画精彩而唯美，配合以鲜活的人物角色和草原美景，对100年前的加拿大拍下一张张贴切、幽默、又独一无二的快照。

Dan Sarto: 祝贺获得提名。作为艺术家，你们是否期待着赞誉？有没有过向后一坐，说，‘啊，很好。我们拍了一部好电影。大家会很喜欢’

Amanda Forbis: 我们当然乐于被称赞，但是并未期待过。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当我们完成这部电影时，对它将获得什么样的反应，人们会如何看待它，并没有概念。刚开始的时候很不顺利。在欧洲，它根本不受欢迎。我们那时一直在想‘什么地方出错了？为什么没有引起共鸣？人们为何不理解它？’ 你永远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Wendy Tilby: 另外，Wild Life面向的观众与When the Day Breaks不同，它含有大量的对话[4]。而语言的加入限制了它在欧洲的空间。即便加上翻译，欧洲的观众也不一定能够全部领会原文的内涵。这一点在我们的预期之内，我们知道加入对话会产生影响。

AF: 同时，本片的结构也比较特别。就像WT所说，我们不确定这种结构是否可以被每个人解录。当你埋头于一个项目长达数年时，你会对它是否可以被观众接受这件事逐渐失去掌控，因为你自己早已陷入到作品当中了。

WT: 而且这部片子太加拿大了:) 我们不确定观众会对这样一部非常地域化的片子做出何种反应。

DS： 与你们的其他作品相比，这部片子的确很不同，而且非常加拿大。并且幽默是通过不动声色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AF: 本片在欧洲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对于很多欧洲国家，片子需要翻译[5]，而翻译的难度又很高。加拿大人和美国人，我们都是移民的后代。每一个人的家谱系里都可以找到移民的部分。这已经融合到了我们的身份定义当中，但是很多欧洲人不能理解这种定义。再一点，就是欧洲人很难领会隔绝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没有这个问题，然而在加拿大，这是你必须面对的。当那些年轻人乍到加拿大，隔绝式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很恐怖。我不知道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否可以真正理解这种感觉。

DS: 这部短片的渊源是什么，你们为何想拍这样一部电影？

AF: 几年前一个会议上，别人告诉了我关于“Remittance men”的事。他们在世纪交接的年代，被家里从英国赶到加拿大，他们被要求成为真正的男人，干出点名堂。一大批这样的年轻人就这么突然来到加拿大西部，十年间大约有6万人。然后他们又去参加了一战，再也没回来。我当时对他们曾经存在过一无所知，并对此非常惊讶。加拿大人很少提及这段历史，和美国不同，我们不去神话西部。部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一段被驯服的历史。我问我父亲，‘你听说过Remittance Men么’，他说，‘当然，你母亲一家就是这样的’，再一次，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的祖父和他的三个兄弟都是Remittance Men，Wendy的祖父也是，他来到加拿大当电工。他们空降大草原，虽然没有死掉，但过得非常艰难。他们不擅长农活。这是一段非常私人的历史，如果我们不问，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对我们来说，这段回忆虽然不鲜活，却与我们紧密联系，这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DS: 在美国，牛仔恐怕是几个最著名的神话符号之一。

AF: 绝对是的。成为牛仔是片中的Brit[6]刚来到加拿大时所期望的——他们幻想中的牛仔文化。然而，事实很残酷，牛仔的实际生活非常辛苦。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下了船，到商店里挑一些牛仔的‘装备’，一顶宽沿牛仔帽、一套羊皮面的牛仔护腿、加一把左轮手枪。美国西部牛仔神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时尚。当地人心里大笑，又大笑着收下钱，把他们送到浮夸子弟聚集的牧场学习如何成为牛仔。在那里当地人从他们身上赚了更多的钱，而他们实际上只是打打打马球和槌球[7]。他们在马球和槌球上真的花费了不少精力。

DS: 这的确是一段有趣的历史。然后你说，他们又离开参加一战并死在沙场上。

AF: 是的。Calgary一位出色的记者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Remittance Men，他们或许曾经是菜鸟（Green），但他们永远不会是懦夫（Yellow）’，这句话正值这些年轻人奔赴一战前线的时候。

DS: 你们认为讲述这个故事和制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WT: 最大的挑战来自技术层面，如何展示。在When the Day Breaks之后，我们决定不再去全程手绘，因为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开始使用电脑制图，并相信肯定能找到符合我们期待但又相对容易的方法。我们进行了许多尝试，电脑与手绘相结合的技术。但最后感到很受挫，我们希望能捕捉到气势磅礴的风景画质感，而电脑绘图总是无法达到要求，至少当时如此。那种过分干净的感觉和我们的故事不搭，尽管这是我们最初的决定。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手绘，但是用Flash制作动画。我们打印出每一幅图，并用树胶水彩上色，扫描，再做一些合成，然后再制成电影。这是一项非常、非常费力的工程，但是绘画的过程非常有趣，令人满足。我们喜欢这其中的随机性和它的质感，一切都值了。

AF: 尽管我们在初期就已经构思出台词，而台词又是故事线的主体，仍然有许多需要添加的部分。故事结构经过大量修改。这是一个持续的编辑过程，无论是图像方面还是音效方面。我们从一开始就着手音效，但是挑战非常多。我想这是我们典型的工作方式，总是修修改改，不断进化。而不是确立一个固态的目标然后笔直前进。

DS: Wild life在内涵方面和When the Day Breaks有什么主要的区别？你们想讲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故事？

WT: 这部片子比When the Day Breaks更难。故事更难讲，视觉效果更难实现。有些故事本身就会比其他故事更流畅。至于我们想讲一个什么不同的故事，我现在不确定。我们的作品还很有限。

AF: 得多做出来几部片子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WT: 就我个人来讲，Wild Life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是一部讲述类的动画，里面有许多语言内容。录制CV的表演是个很有趣的挑战。

AF: 是很有意思。

WT: 导演声优充满乐趣。你设计一个角色，然后通过声音让角色活起来。因为很有趣，我俩对这个尝试都特别热心。电影里的仿纪录片部分也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造出一段新闻录像，把那些很酷的对当地人的采访放进去。在最初的计划里，纪录片成分的比例更高。这也是与When the Day Breaks不同的重要方面。音乐结构和When the Day Breaks稍稍类似。我们加入了几段不同的音乐作品。你的作品里总会有一些不会改变的标志性的东西，尽管你总是竭尽全力让一部作品与上一部作品不一样。我们接下来想要尝试新的方向，更加抽象化的领域。When the Day Breaks和Wild Life当中的抽象的元素多多少少是一个开始。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不打算重复已有的工作。

DS: 你们在作品的艺术性方面是如何不断深入的？

AF: 我们总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在这部短片的制作过程中，尤其如此。不知道下面的解释可否作为依据。艺术家总是试图在自己的天赋、理性、和直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你需要知道何时让直觉主导，何时要交给逻辑和理性支配。你下意识加进去的元素是格外有趣的。随着工作推进，它的来源会逐渐清晰起来。 本片中那枚飞行的子弹就是这样一个元素。我们总是想把这个元素加入到电影中，但又不100%清楚为何要这么做。短片完成时，执行监制[8]David Verrall对我们说“我喜欢那个子弹，它所展示的徒劳感”。然后我们想，‘恩，不错。的确，它代表了徒劳’。总想要把它纳入电影的冲动来自于潜意识，尽管理性思维说‘我不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它有什么特别么？它想要叙述什么？’ 我很期待下一步作品能在这类问题上思考更多。

DS: 你们两个人是怎样分工的？

WT: 所有事情基本上都是一起做的，真正意义上的亲密合作。而不是一个绘图，另一个合成动画。我们一起构思剧本，动画制作的工作量两个人也是相当的。但我们的确各有擅长和不擅长的方面，两个人互补。Amanda对Wild life中所用的树胶水彩绘画比我有灵感；When the Day Breaks风格的绘画则是我更擅长。我对水基颜料没什么经验，Amanda则是这一块的好手。因此她承担了更多的绘图工作，而我在编辑、故事结构和音效方面做得更多一些。我没有参与最终的音响，但在制作过程中承担了许多音响的工作。每一个工作都是协商进行的。有时我们会一起完成同一件事，开始时是一个人，结束时是另一个人，一个人不断填入素材，另一个人进行加工和修补。总之是个翻来覆去的过程。

AF: 合作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精神上互相支持。你知道，这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其中有许多乏味的部分，从项目中不断获得乐趣有时非常困难。我们的制片人[9]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他们能做出非常客观的判断。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大于两个个体的独立叠加。

DS: 你们的风格受什么影响？

AF: 在制作Wild Life时，我们看了许多Maria Kalman的作品。她绘制了许多书籍，其中一部分是面向儿童的。她的树胶水彩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风格，而且暗藏幽默。作品在天真素朴的同时又非常老练[10]。她的绘画内容很多，包括建筑和静物。我们参阅了她的许多作品。另一位给我们很多灵感的画家是Caroline Leaf，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我们在故事叙事结构方面颇受其惠。她是个讲故事大师，总是给我们启发。特别到Wild Life这部片子，Wallace Stegner的一本讲述大草原生活的书Wolf Willow对我影响很深。多亏这本书，我对草原生活的认识才真正清晰起来。他的影响当然会间接反映在电影中。我认为本片呈现了鲜明的加拿大传统风格[11]，这来自那些长期在NFB工作的人，我们不可避免得被影响了。除此以外，加拿大文学的冷峻和朴质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它们注重生活细节，而不是个别的大起大落。而且我们将自己童年记忆中的一些人物也加入到动画中。我记得一位5年级老师，学生眼中可怕的苏格兰女士。她顶着一头红发，是个易怒且固执的人。片中的苏格兰女士形象就来源于她。我记得5年级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审美上的决定，放弃手写而专攻印刷。我们坐进教室时，她正大发雷霆，怒气飙升，‘你们谁还在印刷！’我立刻举起手来。每一个加拿大人都至少有过一位苏格兰老师。

 

因为这是一篇采访翻译，所以我就少说几句吧:)  Wild Life是今年Oscar提名短片中我最喜欢的一部，这多少和我钟爱绘画和文学有关，而独特的画面风格与其文学韵律正是本片的两大标签。我喜欢电影中茫茫西部的荒凉和凌厉，让人忆起居住在荒原上的艾米丽.勃朗特，激烈的情绪如同不受阻拦的风，小小的人被巨大无情的自然吞没。在我翻译本文之前对片子的很多想法，后来在翻译中都找到了答案：NFB、女性动画家、7年的坚持不懈，让本片沉淀出它现在的模样。期待这两位动画人未来带给我们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