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粉丝当然知道，这位叫做Moebius的男人不可能生活在由这个名字创造出的幻想乡里。但就像Houdini或者Hendrix，Fellini或者Frazetta，眼前72岁老人的名字已经被赋予太多的魔幻，以至于在Burbank Airport附近旅馆的房间里，看见他端着米色杯子喝咖啡，旁边一位服务员正拿着吸尘器清扫门厅，反倒成了不可思议的画面。“我们需要点时间，”艺术家以法国人的方式对服务员微微颌首，面带歉意的笑容，“到点该讨论艺术了。”

他的护照上写着Jean Giraud，出生于1938年5月（比Action Comic第一页中超人乘着小火箭从另一个行星来到地球的时间刚好早了一个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漫画家之一。但是‘漫画家’一词，远远不能概括他创作生涯的精髓、不能概括他通过漫画、封面绘、绘画和电影设计带来的幅员辽阔的影响。导演Ridley Scott去年谈Moebius对当代科幻电影的影响时说，“你在任何地方都会发现它，它无所不在，根本无法回避，”或许如此，但艺术家仍旧对这些天来各种密集的接待感到意外。非常难得的，Creative Talent Network Animation Expo在去年11月请到Giraud来美国做演讲[1]，每一天都有大量粉丝和年轻动漫人蜂涌而至渴望接近他。

“他们说我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Giraud惊诧地低语，“‘你改变了我的人生’，‘是你的作品让我立志成为艺术家’，喔，听到这些当然令人愉快，但同时心里有把扫帚会把赞美清扫干净。沉溺于褒奖中是危险的。有人写道‘Moebius是传奇的艺术家’，我被框了起来：一个传奇——独角兽一般”

这位和蔼可亲的艺术家在他的祖国也备受推崇与爱戴，最近巴黎的卡地亚现代美术基金会为他举办了一场大型华丽的个人展。展品数量众多——整片的墙壁上挂着艺术家散发出奇异宁静感的大幅作品，从Sergio Leone会倍感熟悉的旧西部边境到绮丽的幻兽漫步在Winsor McCay和Rene Magritte的梦境编织出的奇异风景中。另外，Moebius还在不久前为他笔下最著名的奇幻人物发‘声’，Arzak，总是紧闭双唇的旅行者，沉默地漫游了36年之后，在精装版的“Arzak: L’Arpenteur”中首次开腔！[2]

巨大的知名度自然让Giraud感到愉快，然而苦乐参半的现实让他的微笑不禁带着一丝酸涩。一方面他的眼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另一方面不断出现巨幅绘画作品的委托（可以卖至上万美元），他发现可以进行真正钟爱着的漫画创作的时间越来越少。尽管他为在好莱坞取得一些辉煌成功感到自豪（他在Tron、The Fifth Element和Soctt的Alien中担任设计工作），当他回顾与电影相关的经历时，却觉得不尽如人意，总是会想象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作品该会怎样。对此他无奈地耸了耸肩，顽皮地眨了下眼睛。

“这些年来我一直被眼疾困扰。我左眼有白内障。他们把我的眼球取出来，送到一个地方，像寿司厨师那样将它切切砍砍”——这里他比划了一个剁菜的动作——“然后他们把它放回来，但感觉不太一样了”[3]“它像终结者脸上的人工眼。现在我的左眼与右眼成像不重合，这种情况下很难恢复过去画画的技巧。电脑成了很好的帮手，借助它我可以轻松放大作品的细节。有很多人愿意高价买我的绘画作品，价码每年都在上升。这对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是件好事，但对我的眼睛来说可不那么轻松。”

Giraud出生于巴黎附近的塞纳马恩区，18岁经过一点正规绘画训练后，在Far Wes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牛仔历险的小故事[4]。20出头，他就成为了比利时艺术家Jijé的助手。为Spirou et Fantasio系列创作的漫画和西部题材漫画Jerry Spring是Jijé最知名的作品。Giraud参与了Jerry Spring中的一册，这段经历成为他首部代表性作品的起点。Blueberry，这位旧西部流浪者在1963年的万圣节诞生了。Blueberry讲述的是Michael ‘Blueberry’ Donovan——美国南方人，被诬告为一起谋杀案的凶手，后来在西部驰骋千里不顾自己白种人的身份（或恰恰因为他白种人的身份）与顽固的殖民者[5]抗争——漫画剧本由Jean-Michel Charlier负责，他1990年去世之后，Giraud在作画之外又挑起剧本的重担。

“1957年，我第一次把自己的故事卖给杂志，” 他说道，“没法合计我写过多少故事，画过多少页。但是风格并没有很多。就六种风格，你知道，其中一些是从Blueberry发展出来的。”

西部题材在Giraud心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例如，当说及Coen brothers的电影True Grit即将放映时，他难掩激动——在他的祖国，孤独骑手蓝莓上尉也被普遍认为是重量级标志性作品。写实的边境传说塑造了他强劲有力的叙事风格，纵横驰骋探索新领域的脚步也从未舒缓。终于在1960年代，他开始以笔名Moebius进行创作（他的另一个笔名为Gir）。

“起初我有两个不同的目标，” Giraud说，“从我7,8,10岁起，就立志成为一个漫画家。我热爱漫画，并且已经开始绘画了。漫画对我的吸引力不仅源自故事本身，还有来自绘画的部分。很小的时候，我便显现出与同龄朋友的不同。他们把漫画当书来看，而我视其为绘画展览。我们的眼光不同，体会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我的另一个目标——或许就是我Moebius的那一面——开发出别样的精彩艺术的极大野心。艺术表达是超越个人生活，超越其他任何事物的。它是一种虚无神秘的存在，本质里散发出美。它像一个天堂，在那里可以与毕加索、与所有伟大的艺术家肩挨着肩同坐一桌。它像一场通抵时间深处的盛宴，我想要成为它的一部分，化作不朽。”

现在，对比鲜明[6]的漫画世界与帆布面上的主流艺术之间的分歧还很多[7]。

“1960-197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新一代漫画家，希望将艺术野心和漫画结合在一起，” Giraud说，“在保留漫画界传统的情况下融入作为艺术家的追求。我们试图把艺术放进漫画里，让漫画向艺术靠拢，再传达给观众。这是个梦想，这个梦想里有作画，有上色，有各种事。但绘画无疑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我尝试着成为一个传统的手持笔刷的画家，但从来没有尝试过油画。尽管不是100%的传统画家，借助丙烯颜料和水彩颜料，这里一笔，那里一笔，我可以实现和油画一样的效果。所有的一切都涉及‘色彩’，色彩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它是我艺术之梦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关乎漫画。1970年代，我在绘画和漫画间架起了一座桥。”

1970年代Giraud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怪诞风格，一个带着高高帽子的诡异家伙骑在巨大的飞兽上。“我在1977年发表了第一期Arzak，非常古怪的漫画。我们当时正创办杂志Heavy Metal——它在法国的名称是嘶吼金属，Metal Hurlant——我们希望来一场彻底的革命，从头到脚都是全新和奇异的东西。Arzak发表在杂志的第一期以及接下来的四期上。那时我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只想让它与众不同。里面没有一句对话。没有故事情节，基本上没有，而且场景与背景画面都很古怪。完结后，单独集结成书…它像2001: a Space Odyssey里的那块石头[8]，一个庞然大物，给了我坚挺过岁月的特殊能量….这是首个没有故事的故事，所以一切都非常自由，我制作了许多海报、图片、绘画，全是这个家伙带着那顶奇怪的帽子和那只鸟。”

两年前，Moebius热切地希望在一本新的漫画史诗中回归他曾经的讲故事模式。他拿起铅笔想要画些新的人物，可是草图上的线条将他带回到老朋友那里。“我想要寻找一种新的风格，但不是那种‘全新’的风格，我当时比较犹疑。所以最后又回到Arzak上来。当时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以默剧的方式重新修订Arzak，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现在是给他生命给他血肉的时候了。在此之前，第一版的时候，它像是透过一个遥远的距离努力地看，有太多未知。为了找到他的声音，我必须在他周围搭建起完整的世界，要有上下文，在哪儿，为什么，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都摆在Arzak面前并等着他回答。”

他说即将会有更多的内容。“在Arzak第一版里，我试图构造一个充满可能性，门未紧闭的故事。它是一个个瞬间的捕捉，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这一版则是在已有边际的外围开拓世界和情节。我想建一栋房子而不是一个盒子。我不知道他将要去何方，但是可以保证它会非常精彩。构思故事的过程让我乐在其中。我是个叙述者，必须同时掌控工作的快乐和作品本身。绘画也很愉快，但那是不一样的感觉。我试图两者兼顾。”他停顿下来，歪了歪头，转向翻译，想要寻找最恰当的词语来表达，“一个平衡，”他说道，语气中夹带着深深的挫败感。

论及1960s和当时的美国，Jack Kirby的作品在Marvel上大放异彩的年代，Giraud说给他最多启发的是R.Crumb以及一些采用漫画的形式来大胆展示自我或戳穿现实世界华服对其进行精彩地颠覆式注解的地下活动。接着，他用忏悔状的语调低声说，在精神发现这个问题上[9]，他并没有顺应潮流。“我在1964年试过一次致幻蘑菇，仅那一次。它让我的胃极其难受，一点都不舒服。也许别人可以借此进行潜意识冒险，对于我却一点都不好。”[10]

Giraud在Kirby的晚年见过他一面，“那次会面非常温暖人心，我是他的超级粉丝，”作为从法国来的仰慕者，他接下了偶像的创作中的一部[11]，1988-89年间他为Marvel创作了迷你系列Silver Sufer: Parable。这是Marvel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甚至出现在电影Crimson Tide中潜水艇士兵的对话中，对此Giraud非常高兴。“给你讲，我几乎黏在电影院的椅子上，不肯离开，”他爽朗地笑道。

电影行业与好莱坞的规则对于Giraud来讲有些难懂，但是他总能排除劣作和糟糕的改编。即便电影最终的票房很有限。

“Tron没有大卖，” 他评价道，这部1982作品近期推出了续作[12]，其中一些数字影像依旧以Giraud当初的设计为原点。“它当时和E.T在同一周上映，哦，简直是场灾难。在那个夏天上映的还有Blade Runner和Star Trek II: The Wrath of Khan，真是场巨人间的战争。Tron只能试图在夹缝间生存。它活下来了。这部续集恰是斯蒂夫[13]1982年想要拍的那种电影，但当时CG技术尚青涩，我们算是先驱者。在那之后，我几乎要做成第一部纯CG动画长片，叫做‘Star Watcher’，我们想好了故事，作了充足的准备，正打算开拍；可是公司突然取消了拍摄计划[14]。全CG动画在当时太超前了，我们等啊，等啊，后来制作人不幸死于车祸，一切都完了。这是我对动画的第三个贡献，但却是我最糟糕的经历。”

1982年，Giraud和导演René Laloux制作了一部动画长片Les Maîtres du Temps（英文译为Time Master），由Stefan Wul的小说改编而成。仅仅提及这个项目艺术家就打了个颤，“那是个非常古怪的故事，小制作，非常便宜——不可想象的便宜——跟独立动画都没法比。我第一次看到片子时，感到非常羞愧。它当然不是Disney类型的动画。但或许因为它的风味/魅力很独特，所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并没被遗忘。35年后的今天，它依旧在那里[15]。”

艺术家表示要回顾他的每一个脚印并非易事，他向妻子兼商业伙伴Isabelle Giraud点点头[16]，来到旁边的电脑前。

“她说我存在是因为总是尝试新事物，而许多人存在是因为他们在重复同一件事，” Giraud说，“这与舞台表演的持久性类似；观众愿意观看并赞美是因为表演唤醒了对往昔的记忆，记忆中他们永远年轻、强壮、充满活力。将变化作为目标并不适合所有人。” 在音乐界也可以找到相似的例子，Bob Dylan拒绝永远年轻，不断进行实验，反复改写自己的音乐，并体验新的形象；而Rolling Sones在巡回演出中永远都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曲目，就好像一个宣言：不管日历上是几年几月几日，时间永远站在他们这边[17]。“啊，是的。Rooling Stones的受众非常稳定，而且新加入的听众能立刻理解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生涯是件艺术品。Dylan的创作经历了许多阶段，受众群是分散的，他的生涯分章成段非常明显。”

这个被称作Moebius的男人抬起一根手指压在右眼的眉毛上。“我毫无理由地对生活充满兴趣。不，更严格的讲，对艺术家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还存在尚未开发的潜能，超越自己的可能。巴黎的展览，以变形作为主题。艺术是一面大门，而生活是许多个小门，你得一道道地跨过才能发现些新的东西。但并不需要每一次探索都非常深入。如果你生活在Mir空间站，需要到外面做一些维修工作，你不能离开太远，否则会丧命。外太空是非人类的，但是可以探访。你可以踏进那个空间，但是必须谨记要保持人类。”

——LA Times的Geoff Boucher采访并纂写了这篇Interview。

本篇译文同时发布于Mangatalk.